一件羽绒服


一件羽绒服


 


1987年,我16岁,上师范的第二年。


那年寒假,不知怎地,一向不大讲究穿戴的我,竟然发疯似的喜欢上了县百货大楼里的一件羽绒服。那时候,羽绒服好像刚刚流行,价钱当然很贵。


回到家里,我兴冲冲地把自己想买衣服的想法告诉父亲——父亲一直都很娇惯他最小的儿子,父亲看了看母亲,但是母亲却没说话。我的心凉了半截,因为母亲一直是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否定态度的。


记得小时候,我很想有一身新的秋衣秋裤,不但正穿的这身是几个姐姐的淘汰品,而且袖口、裤腿都已经烂掉,向母亲提起,央告,下回门口再过卖衣服的贩子,给我也买一身好不好?母亲没有作声。我兴奋地以为,这是母亲的默许。一天放学,在村头终于看见了卖衣服的小贩,我发疯似的往家跑,眼前似乎现出新衣服的模样,甚至鼻子里还闻到了新衣服的那种味道。但是这一切,都被我回家后看到的母亲忙碌的身影和木然的表情击得粉碎。


家里穷。一家十口人,吃饭的多。母亲忙。


但是,这一次,我很为母亲的默然恼火,一天到晚,都板着脸不说话。一来我在市里读师范,穿得不好,要叫人笑话;二来哥姐们相继成家,我家已经搬到临近的县城做起了卖布的生意。


一天,母亲平静地对我说:走吧,跟我拿钱去。我慢吞吞地跟在母亲后面,一直到了老街批发市场。不知什么时候,母亲已提着一大包东西从前面折回了。原以为这是为布铺批的货,谁知走到一条街的街口,母亲找了个平整干净的地方,打开包裹,平铺在地上,再把里面的货物一一摆开。我看着这些花花绿绿的被罩,听着母亲向行人叨叨:看看吧,便宜,才二十五……”顿时明白了母亲的用意。起初,我还能坚持站在摊位旁帮忙,不久,便磨蹭到一边,蹲在几米远的地方,装作若无其事地摆弄小石头,有时装作不经意地向母亲那边望望。母亲的摊位前,稀稀落落地站着几个顾客,有的好像和母亲讲着价钱,有的正挑剔地拣来拣去——当然还有不屑一顾的神情,和好奇打量的眼光……


那天的时间很漫长。但是我偶尔涌起的惭愧和不安,也被那件羽绒服的蛊惑挤掉。等等,或许再等一会儿,钱够了,我就不用这样煎熬了……


母亲终于卖完了最后一件被罩,收拾好东西,把一大叠钱送到了我面前,叫你姐领着你去买吧。望着母亲的背影,我数了数,不多不少,正好是那件羽绒服的价钱——120元。


虽然百货大楼里只剩下那一件羽绒服,虽然我穿上很不合身,更严重的是,羽绒服跑绒”——穿上一会儿,里面的衣服上就沾满了羽绒,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买下了它。整整一个寒假,我与它形影不离。可天不作美,开学时,天气转暖,我只好遗憾地脱下它。到了学校,有时向几位好友口头描述起来,总感觉他们的眼神不够真诚。


后来听说父亲母亲先是怕我二哥有意见,就又给他买了一件,并说,老二老实,为家里出了不少力,别亏着他。没多久,父母亲又想到老家的我大哥,虽然他已经做了教师,独立门户,但是从来还没有给他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,于是又让人从临沂捎来一件……


后来,读到富兰克林的《哨子》,文章说作者小时候付出比原价高四倍的钱买了一个哨子,后来当被家人取笑他傻时,竟懊恼得哭了。长大后,他从这段生活经历中吸取了一个教训:许多人由于对事物的价值做出错误的估价,因而为他们的哨子付出了太高的代价,遭受着人类极大的悲苦。


我的这份悲苦,其实在把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,就已经开始,只不过是我一直不敢承认、不敢面对罢了。我的这份悲苦,又何止是钱呢?


 


 

追念陈钟樑先生

追念陈钟樑先生


今天在电脑桌里找东西,偶然看到一张陈钟先生的名片。端详着名片上先生的名字,心里很不是滋味,先生儒雅的形象和金属般的嗓音,又出现在眼前耳边。


201115,先生因病去世。得知这一消息是十天以后,接下来一连两天的研究生考试监考,我满脑子都是先生的模样、声音和文字,总觉得先生就站在我面前,讲课、评课、作报告,幽默、睿智而深刻。


第一次知道先生的名字,是在我千辛万苦邮购的一本上海教育出版社的《名师授课录》上,那是一篇很经典的、对我影响甚远的教学设计——《背影》。我不但记住了先生的教学理念——简洁,是语文教学设计的灵魂,也是语文教师智慧的结晶,还记住了“转轴拨弦三两声,未成曲调先有情”的导入,更记住了第二、三段听写词语加复述课文的设计。这些都让我佩服之至,甚至有点神魂颠倒,至今我也认为这是无法超越的艺术绝笔。


从此我就特别注意先生的名字,后来又在杂志上读到先生的《<致橡树>教学实录》,在网上读到《<风筝>教学实录》、看到《百合花开》录像,在教学用书上读到《<向沙漠进军>教学实录》,都让人感到醍醐灌顶,享受到先生精湛的教学艺术。先生的教学真正是到了“无形”“无痕”的高境界,印象尤为深刻的是《<致橡树>教学实录》,从对学生的朗读指导,到学生的精彩主持,到“尝试重写自读提示、代今天的舒婷修改诗歌”,再到“我们仿佛分离,心却永远在一起”的幽默结语,都彰显了一位大师的高度和智慧,让人如醉如痴。


见到先生,是2002年南京、龙口,2006年扬州会议上聆听先生的评课和报告。先生给人的最深刻的印象,就是儒雅的气质、金属般的嗓音和智慧幽默的谈吐,先生很多简明经典的表述,都一直被我频繁引用,奉为教学的宝典:“教什么永远比怎么教重要”,“松弛,是教学的高境界”,“汉字,是语文教学的逻辑起点”,“语文教学,上‘大’容易,上‘小’难;细腻之中,最见教师功夫”……先生敏锐的语感让人惊叹,在他的眼中,生活中处处都有语文的智慧。比如他模仿《还珠格格》中小燕子和紫薇“危”的发音,品味重庆谈判蒋介石和毛泽东一次对话的“语文味”,分析曹操下给孙权的战书潜藏的杀机,纠正葫芦娃“头摇得像拨浪鼓:‘我不要’”的台词……先生曾创制中学生行楷字帖,因为学生曾经工整的书写“经不起速度的冲击”……先生的幽默常常使听者如坐春风,比如他讽刺当前的语文课改是“性泛滥”,说自己“对‘性’不感兴趣”;他模仿一位普通话不好的校长对服务员说“小姐,睡觉(水饺)一晚(碗)多少钱?”……


第一次真正接触先生,是2006年的扬州会议。在这次全国性的语文教学研讨会上,我执教了诗歌《我用残损的手掌》,到会后知道要由先生点评,激动得难以入眠。评课结束,我们小心翼翼地提出想先生合影,先生欣然答应。看先生起身,我俯在先生耳边说:“老师,我最喜欢您《背影》的教学设计。第二三段的突破,您是怎么想起来要听写加复述呢?”没想到,先生并没有“识破”我的“恭维”,而是很得意地说:“那六个词,写对的没几个!”会议结束我写了一篇文章——《幸遇陈钟》(附后)。现在想来,那次会议,我还有两个无法弥补的遗憾,一是当时没有相机,评课之后和先生的合影,是语文报社的王华林和张水鱼老师帮着照的,可是他们并没发给我;二是活动结束的当晚,我急着赶回,没到先生房间当面请教,因为会议上的公开点评,先生肯定是留了面子的……


谁知这竟是我先生的最后一面。从此,在我参加的语文会议上,再也没有见到先生。


写至此,我从书橱里抽出那本《名师授课录》,翻至103页,再一次端详先生那儒雅英俊的面孔,以及那些曾给我无数启迪和智慧的文字,这些天来的一个想法愈来愈强烈:其实先生会永远活在我们中间,活在语文里。


 


幸遇陈钟


欣赏过陈钟先生为数不多但堪称经典的教学设计,也聆听过陈钟先生深刻犀利的学术报告,对这位睿智幽默的老人总是充满了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。可是,七月扬州会议上,却让我毫无准备地走近他,并且诚惶诚恐地袒露在他面前。


不期而遇


到扬州的当天晚上,《语文教学通讯社》的张编辑说领着我和专家领导见见面,我们就一起来到宾馆一楼大厅,和只闻其大名不曾见其人的诸位大编辑一一握手之后,一转身,蓦地发现陈钟先生就站在我身后。还是那样的儒雅、矍铄,眼镜后面依然是那双深邃睿智的眼睛。“老师——”我激动得快步走过去,一把握住了他的手。“你叫什么来?”他微笑着向前探身,微微地侧着头,显出很努力倾听的样子。等我用蹩脚的鲁味普通话紧张地介绍完自己,心里忽地幼稚地想:我怎么觉得先生过去就认识我?他不是说“你叫什么来”了吗?望着他渐去的背影,我自嘲地摇摇头,先生怎会认得我?这只不过是他说话的艺术罢了。


来回穿梭


第二天早晨在餐厅,我又远远地看到了先生。见到他时,他正端着餐盘起身去加餐。只见他端着本来还有很多食物的餐盘,在人群中前来回地穿梭,眼睛在各式各样的早点上左右搜寻,最后盯在了一截玉米上。在经过一番斟酌取舍之后,教授满载而归。


我笑着对张水鱼老师说,老师胃口真好,不但吃得快,而且吃得多——何止吃得多,占得也不少。


精彩点评


最让人感到是一种享受的,是第一次听到了老师精彩的评课。他的评课话语不多,但句句经典,深刻之极,让你感到入耳入心,发人深省。


譬如,在点评重庆君的作文指导课时说,老师在备课时,一开始遇到的问题是材料不够,然后就是材料太多,于是不分主次都搬到了课堂,这样就给人一种芜杂的感觉,所以材料必须要经过教师的精心挑选;教学环节之间的过渡要精心设计,这最能体现功力。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并不容易,而用语言去表达出观察的结果就更难。譬如可以布置这样一个题目:扬州七月天气潮,然后让学生各自回家观察,回来后再指导表述。作文课越小越难上,具体到一篇作文的指导就更难。


譬如在点评两节文言文时说,课要上得儒雅一点,不宜浮躁、喧嚣,他还动情地说,初中文言文必须从一字一句开始!讲字,是文言文教学中最有味道的事。他还举了《邹忌讽齐王纳谏》邹忌三句话中“孰”的位置变化大有味道。文言文教学要坚持朗读,想方设法朗读,语文课最好上成读书课。譬如看着原文读一遍,改成繁体读一遍,去掉标点读一遍,最后发一张白纸每人抄一遍,抄完评一评谁的最漂亮。在说到《爱莲说》时又说,既然学生已经学过,新意和深意就不可不考虑。


最让我激动的是,老师还评了我的课。上课前,我抬头一看老师的位置还空着,怎么没来呢?是不是跑到高中组去了?一问刘远主编,才知道他们两个评课的专家坐到教室后面去了。我看着教室一隅的老师,心里感激地想,或许是怕我紧张吧。


在我们执教者反思完毕后,阶梯教室里又响起了老师抑扬顿挫的金属般的声音。他说我说话的语速好,不紧不慢,这是一名教师成熟的标志。(这时,他模仿有些老师特别是女老师的语调快速地说:“下面请同学们用三分钟的时间把课文快速读一遍!”引起了一阵笑声)导入自然,无生硬之感,范读效果好,相反很多老师不敢范读。活动任务的出示没有必要,这完全是目标教学的痕迹。教学还是要从学生的兴趣入手。在谈到赏析环节时,老师对教材深刻独到的把握令人吃惊!他说,标题“我用残损的手掌”就让人感到陌生,这是一种陌生化的用语。“陌生化”有两层含义:一是作者用陌生化的语言写作,二是读者用陌生化的眼光打量。透过这个意象,我们仿佛看到了支离破碎的祖国在侵略者的铁蹄下痛苦地呻吟,她的儿女也备受煎熬,在烧焦了的国土上悲愤地爬行……这个血迹斑斑的特殊意象,带给读者强烈的冲击,它胜过了一切男子汉的粗大的、遒劲的手掌。听着老师诗一样的语言,我想,是啊,我怎么就想不到呢?手掌,是这首诗的主体意象,而我对它的挖掘一直停留在肤浅的表面,从未触及深层的内涵!接下来,老师说,对“那一角”的解释不要太实,太实了,就会损害诗歌的文学内涵。语言的品味还可以再细腻一点。譬如那个小括号,诗歌里一般是不用小括号的,这感性中透着的理性,还需要点一点。还有两处省略号,可以采用让学生补白的办法,表面上培养了写的能力,其实是促进学生对诗歌内容的深入理解。再比如最后那个叹号,“永恒的中国!”可以让学生讨论:这个叹号该怎么读?讨论、朗读的过程本身就是对诗歌理解的过程,诗人的民族精神,你不用多讲,都在这个小叹号里!精辟!深刻!独到!——遗憾!因为惟独我没有想到!


深受启发


从陈老师的评课中,我深受启发:


.作为青年语文教师,最欠缺的是什么?那就是扎扎实实的语文素养。老师不止一次的强调,语老师要有文字功,要从文字里讲出味道来。这是做一名好语老师的基础和前提。不在这方面下大功夫,只耍枪弄棒地掌握点花拳绣腿,那是墙上芦苇,头重脚轻根底浅。


.青年语文教师在备课中,最欠缺的是什么?那就是对文本深刻独到的把握。往往是教师对教材都不能深入理解,现有的理解也都是建立在教学用书的基础上,教师对教材没有自己的理解,成了知识的贩运者,别人的传话筒。这也就成了不是“我”说话,而是话说“我”,所以课越上越大,很难见到一些细腻的东西,很难品到纯正的“语文味”。这是课能否成功的关键。


.青年语文教师的课堂里,最欠缺的是什么?对语言文字的品味赏析。这几乎是很多语老师最缺失的而恰恰是最不该缺失的。用语言文字去表述世界,是语文的最本质属性;对语言文字背后东西的挖掘,是语文课最本质的属性。陈金明教授讲,你只要抓住了语言,什么三维、四维都有了。陈钟先生讲,什么生命关怀、什么精神培育,都没有错,但是逻辑起点在哪里?对语文来讲,那就是语言。朱光潜说:“在文字上推敲,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感情上的‘推敲’。”


.青年语文教师教学设计的落脚点,最欠缺的是什么?对“是怎样写的”这一问题的把握。相反,教学的侧重点都放在了“写了什么”这一并不重要的问题上。歌德曾说过,艺术的最高成就是风格。语文课应该把重点放在对文本“是怎样写的”这一问题的探究上。这一问题非常关键,试想,根如果歪了,树还能直吗?——教什么,永远比怎么教重要。


 

遵义会议

遵义会议


“山在城中,城在水中,人在画中”,是对贵州遵义最诗意的描述。在一个凉爽的傍晚,我、教授、老师和小关,我们一行四人,先坐车,再步行,登上了遵义城中心的凤凰山。


凤凰山海拔一千多米,山上林木葱茏,蔽日遮天,是天然的公园。站在山顶凭栏四望,遵义城尽收眼底。小关和山顶凤凰楼旁的茶社老板很熟,我们在塔基旁一处僻静的地方坐定,要了四杯绿茶,一盘瓜子。端详着茶叶婀娜地沉入杯底,闻嗅着似有若无的茶香,听着远处的鸟叫和风穿过树林的声音,聊天便有了一个温馨、轻松的开始。


丁仁祖教授,七十多岁,是陕西省教育学院的教授,50年代毕业于北师大。他言语不多,却句句刺中当今的考试制度。“我当年考大学,就语文,准确地说就作文好,结果还是被北师大录取了。”回想自己的偏科经历,教授感慨地说:“不光我偏科,我带的很多学生也都偏科,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后来的发展,不少从事了文字工作,其中几个还做了社长和主编。”


我补充说,臧克家考山大,数学零分,却评三句杂感赢得闻一多的赏识;钱钟书数学考了15分,却被清华破格录取,凭的是英文满分、国文特优。教授说:“所以,我们不要怕学生偏科,虽然说不上鼓励,但也绝不能不给他们机会。根据我多年的经验,偏科的往往是奇才,怪才,很少是庸才。而现在却强调全面发展,语数外、史地生、物化政,还有选修,有十几门课要学,人哪能样样精通呢?你擅长这,我擅长那,加在一起,整个社会哪方面的人才都不缺,而且还都是热爱工作的尖端人才!现在倒好,全面也没全面,社会的‘尖’却没了!”


我们深有同感。“说不定这还是我们没获过诺贝尔奖的原因之一。”我忽然联想到刚刚学过的《伤仲永》,“学习《伤仲永》时,我们做了一个假设,假设方仲永生活在现在,就生活在我们班里,会怎样?同学们认为,现在并没有适合方仲永这一偏才、怪才的教育环境和制度,在繁多的科目设置、繁重的课业负担、艰深的学习内容和疯狂的应试教育下,最后的结果多半是‘泯然众人矣’……这是一个很令人心痛的结论。从王安石到现在,将近一千年,教育依然是问题重重。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,一个允许偏科,甚至鼓励偏科的时代已经到来?”


从聊天中我们得知,教授为此做过很多努力,多次给教育部有关领导写信,为高考改革奋力疾呼。


望着眼前这位朴实和善的老人,我们内心充满了敬意。


后来我又谈起对学制的看法。我说,有人说,教育不是工业,是农业。我却觉得教育最不应该是农业。因为教育最不该是同时栽种又同时收割。人和人不同,同一个年龄上学,同一个年龄毕业,就没道理。有的孩子心智成熟得早,可是差一个月也上不成;有的孩子心智成熟得晚,成绩跟不上也得跟。不准提前上学,更不准留级,这是什么道理?过去留级的大有人在——但是有很多人都考上了名牌大学,后来发展得也很好。现在可好,每人一次机会,不许从头再来,有很多孩子,都被耽误了。对待生命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,还谈什么‘以人为本’?这样的教育,不是倒退么?


我们忽然感觉,我们思考的着眼点不能只是“教育”,还应该有、甚至主要是“中国的教育”——“教育”的问题不少,“中国的教育”问题更多。譬如,按照“教育”的规律,学习、成长应该是追求快乐和兴趣的吧,但是“中国的教育”却不是这样,在优异的成绩面前,中国的家长愿意拿包括孩子的健康在内的一切去交换。


只研究“教育”,不研究“中国的教育”,孩子反受其害。


据说有一位特级教师做了某校的校长后,大力提倡“精讲精练”,强调少做题,拒绝“题海战”,众人莫不追随。可是事与愿违,当年的毕业成绩直线下滑。老师们很纳闷,我们孩子都没考好,校长的儿子怎么考得那么好呢?有些人偷偷请教秘诀,谁知这位校长很坦率地说:“哪有什么秘诀?多做题呗!”


我也很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,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:他的做法不一定符合“教育”的规律,但却符合“中国的教育”的规律。难怪有些人被别人指责为“双重人格”——说起来一套,做起来另一套;说的不能做,做的不能说,看起来理论联系实际,其实背道而驰:说的是“教育”,而做的却是“中国的教育”。


……


不觉间,热水已添了很几次,绿茶也淡得没了味道,远远望去,城市里的灯光也次第亮起。我们该回去了。站起身才想起这是在离家两千多公里外的遵义。


   “遵义,不愧为中国的会议之都,转折之都。我们四人,在凤凰山上,胜利召开了遵义会议。”我们在笑声中下山了。


 

做一个琢磨事的人(二)


做一个琢磨事的人(二)


从潍坊开会回来的车上,受张校长的感染,我的思想也开始活跃起来。


 “有人说,教育不是工业,而是农业。我却觉得教育最不应该是农业。”任何比喻都有缺陷,我就从一个众人皆知的比喻谈起。我解释说:“教育不能搞工业批量生产,这很好,但是教育也不该是同时栽种又同时收割的农业。人和人不同,同一个年龄上学,同一个年龄毕业,就没道理。有的孩子心智成熟得早,可是差一个月也上不成;有的孩子心智成熟得晚,成绩跟不上也得跟。不准提前上学,更不准留级,这是什么道理?我们小时候,就准许成绩不好的留级。有的小学一年级一上好几遍,初中上两轮的也有,上完高中回来考中专的也大有人在——但是这里面有很多人都考上了名牌大学,最主要的是后来发展得很好。现在可好,每人一次机会,不许从头再来,有很多单纯的晚熟的孩子,都被耽误了。”听完我的话,同车的人都表示赞同,也纷纷说起了留级同学的故事。


后来我们又谈起济宁的高考,比如文科,一直都不好,可是好像没有人坐下来思考,走下去调研:济宁的文科为什么会差?原因到底在哪里?除了高中阶段,学生在小学、初中阶段的文科学习,存在着哪些缺陷?我说:“去年市教育局组织的教师节座谈会上,我就说过这个观点,我们搞教研,甚至是编制课标和教材,高中、初中、小学,从来都是森严壁垒,老死不相往来,所以造成很多问题。比如小学学过的课文,初中又学,原因是教材编者不知道。我们觉得初中四年制挺好,多学一年东西,但是高中老师却觉得学生思维启动慢,总是进入不了状态。学生到了高中,比如语文,学生语法一点儿不懂,文言虚词、句式一点儿不懂,一卷选择题得不到分数。高中老师就抱怨了,孩子在初中啥也没学呀。没办法,补呗。初中老师听说了,委屈呀,我们是按课标来的呀,课标明确指出,语法修辞不做考试内容。不考,学生能学吗?文言文的要求是‘读读背背,了解大意’,虚词、句式在初中不做要求。”


“我曾建议,我们初中语文考试能不能考一个虚词,考一个一词多义?能不能加大生字词的考察?能不能也出几个选择题?不但是因为高中在考,而且填空或简答考察的范围太窄,而选择题考察的范围就宽一些,是四个或八个或十六个考点。这不是初中迁就高中,而是从学生出发,因为对一个个具体的学生来说,学习是连续不断的。”


“还有,学生一入初中,初中老师一见到学生的书写,特别是拼音,气就不打一处来,开始埋怨小学,好像学生在小学什么也没干。小学老师也很委屈,说,孩子在我们这儿字写得工工整整,可是到了你们初中,就不像样了,好好的孩子,都被你们教坏了。”


“其实这些问题的产生,都有一定的原因。比如学生的书写问题,为什么很多孩子一到初中就不工整了呢?原因就是我们一直只强调工整,把一笔一画地书写作为唯一的要求,而到了初中,随着作业量、记录量的增加,对学生的书写速度提出了要求,学生养成的书写习惯经不起速度的挑战和冲击,所以,就稀里哗啦,甚至惨不忍睹了。这样看来,对学生适时地进行行书的训练,提高书写速度是很必要的。”


“这些问题,有的分析一下就能解决,有的则需要三个学段的老师坐下来,好好地交流,经过一番倾诉,倾听和思考,问题才可能真正解决。为此,我曾做过一些尝试,比方经常有意识地和高中、小学老师同科老师聊这些话题,但总感觉支离破碎,浮光掠影,更不成体系。”


    最后我对张校长说,我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好课题,因为它来自问题,目的是解决问题,更重要的是,迫在眉睫。可最关键的问题是,谁来挑这个头儿呢?

我们渴望什么


我们渴望什么


南通丁卫军,自称小丁,温文尔雅,一派谦谦君子风范。


这次在长沙,我到会较晚,他冒雨接我。我们刚在房间里坐定,话题就扯到他今年的参评特级上。他说:“作为南通市第二梯队名师,平时的压力就很大,这次参评特级,竞争更是激烈。”


我对名师的话题很感兴趣,就问他:“压力从何而来呢?”


 “一旦成为名师培养对象,首先要提出明确的教育主张,然后教育局要组织专家进行论证,一旦通过,你就要做持续不断地研究,直至出来成果”他说。


“就像你的‘简约语文’?可是这个过程谁来监管、督促和指导呢?”这个问题是有感而发,因为很多地方评选名师,是只见评选不见培养;只见证书,不见使用。学了皮毛,丢了血肉;捡了芝麻,丢了西瓜。其实是不想,更不会。


“我们有三个办法。一是会课。就是市教育局组织的十几人组成的特级教师专家团,经常性地到你学校听你讲课,然后再一起专家会诊。再就是让你开专场,以你的名字和你的主张命名的教研专场。第三就是出专著,三年到期,你要出一本关于你教育主张的专著。”面对我迷惘的眼神,小丁侃侃而谈。


“是不是所有的培养对象最后都能如愿以偿呢?”


“当然不是。不但不是,反而有点残酷——即使都很好,也要有人落选。”


……


有始有终,有目标有过程,有压力有方法,有自主有引领。我只剩下了羡慕的份儿。


“你们做的才是真教育!”半天,我才冒出一句没头没脑的话。


其实多年前,对这一点我就深有体会。譬如原先在微山工作时,经常去徐州参加听课活动,每一次会议组织得都井井有条,不管是当地的教育局长,还是教研室主任,听说都是专家型、业务型的,大多提拔自一线教师,即使他们临场的即时发言也很有分量。今年3月在南通,和语通社的刘远主编谈起此事,他也很有同感。他说,刚和教育局的一位局长交流,问他为什么做了局长,还不断发表文章,出专著?谁知人家只用了淡淡的四个字:不写难受。


后来我们又谈到职称问题,小丁用了一个词叫“海选”。什么叫“海选”呢?就是报名无限制,只要你认为自己够格,就可以参评,经过评委的严格审查,就可以通过。我笑着说,我们也是两个字:打钩。看着小丁疑惑的样子,我解释道:“其实这也是‘海选’,不过是——一切皆有可能。”


最后,我们一致认为,行政思维和业务思维,是两套思维方式。比如有些地方的教育思维,是行政思维让位、服务于业务思维,大到局小到校,都是业务思维说了算,专家型的领导居多,他们说了话管用,说了话也服众,看看他们的博客、专著,听听他们的示范课、报告,人家就是比你强,你是不服不行。但是有的地方恰恰相反,行政思维高于一切,不去研究事而是琢磨人,一事当前,关系至上。最有趣的是,本来一个业务不错的教师,“教而优则仕”,一旦被提拔为领导,就摇身一变,脱离苦海,把业务扔得一干二净,只剩下指挥别人,“吃个饭了”。


难怪,有影响力的教育家,我们是“千呼万唤出不来”,人家却是“长江后浪推前浪”呀。


 

做一个琢磨事的人


做一个琢磨事的人


济宁育才中学分校张宏群校长,朴实敦厚,是一个肯动脑筋、善动脑筋的人。育才分校从过去的举步维艰到今日的红红火火,记录着他永不停滞地思考、实践的足迹。


从潍坊开会回来,有幸和他同坐一车。一番瞌睡之后,我们都有了精神头,三句话不离本行,我们聊天的话题也是如此。


张校长问我:“听过我的那个‘学校’的故事没有?”我摇头说没有。他说他在很多地方、很多会议上都讲过这个故事。那是去日本考察时,在一个学校的校史展览室,看到了牌匾上的“学校”二字,日本专家说:“‘学校’的称呼,起源于日本。你们中国原先不叫‘学校’,而是‘学堂’。”张校长一行听了虽然心里很不舒服,但是也觉得有道理,中国的确是在民国时期才改称“学校”的。可是,日本为什么称为“学校”呢?除了有可能是日本“抄袭”中国字时的小伎俩,有没有什么必然的因素呢?


张校长寝食不安,一整天都在琢磨这个问题,后来还真逐渐有了一些想法。座谈会上,他向日本教育专家提出这个问题,可是他们也是面面相觑,表示从没思考过这个问题。张校长自信地说,日本自古是个尚武的国家,除了要求学生在“学堂”里学习文化知识,还要求学生在室外比较武功,这“比较”,就是“校”,好像中国的校场。“学堂”、“校场”,合二为一,就成了“学校”。


张校长说,他和很多人交流过这个看法,他们无一不表示赞同。


不管这个看法是否正确,张校长善于琢磨事的习惯,着实让我钦佩。


“我就是爱琢磨事!”张校长很自豪地说。确是如此,从任职演说时赠给全校师生的“一包垃圾”,到亲自去老百姓家讲价买银杏树;从阳光大课堂,到校园绿化;从学校的长远规划到院里的那块“真正泰山石”,张校长的教育故事很多。


听我给他讲了我们学校那个丢人的“励志报告会”后,张校长说,他曾向全校学生提出“三不”:不乱扔垃圾,不说脏话,不吃零食。我说,提出容易执行难呀,你怎么监控呢?他说,有办法,只要发现或是被举报一次,他就会记下名字,“罚”这个学生做十件好事,并由班长证明。教室里出现了零食袋,如果找不着责任人,就“罚”班长。有趣的是,有的孩子从没自觉地做过好事,这一做倒觉得有了成就感。现在,学校里基本上杜绝了废纸和零食。


从一个小的、看似不起眼的地方切入,做出一篇大文章;从简明的要求,到扎实的监控,有始有终,滴水不漏。这就是张校长的教育智慧。


李泽厚把艺术审美中的“悦”划分为三个层次,分别是“悦耳悦目”、“悦心悦意”、“悦神悦志”。在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中发现问题,提出问题,进而通过自己的思考解决问题,我想这一过程,带给人的正是“悦神悦志”的深层次的心灵快乐。


奉劝君:做一个琢磨事的人,享受思考的乐趣。

教育的境界

教育的境界



省创新教育会议间隙,在运河宾馆三楼大厅,遇到了我们上任不久的李校长。


李校长说,他正思考一个问题,那就是在学校财务实行集中支付,老师们的收入减少之后,怎样一如既往地发挥老师们工作的积极性。我说,作为知识分子,骨子里最在乎的东西,其实不是物质上的奖励和待遇,而是荣誉、肯定和尊重,士为知己者死嘛!对此,李校长很认同,他说,什么时候老师们的利益都是第一位的,老师们不高兴、不发展,学生就得不到发展,再好的教育理念也会走样。


我说,谁也绝不会不在乎待遇,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,如果只在乎物质利益,以物质待遇降低为由不干活的人,你给了他物质利益,他也干不好。过去,我们一直在强调教育的本质是奉献,要求老师们无私奉献,其实奉献并不是教育的最高境界。奉献是透支,是利他,是为别人活着,最终耗尽的是奉献者的青春、智慧和生命,留给人的只是一个神圣悲壮的背影。教育的最高境界,应该是享受,应该是发自内心的自得其乐、如痴如醉和欲罢不能,教育者之于教育的是研究者的眼光和艺术家的气质,教育回馈教育者的是愉悦、惊喜和价值实现的成就感,它们不离不弃,相互成就着彼此。



这次交谈,使我不断地去思考一个教育哲学的命题,那就是教育的境界。


冯友兰先生把人生的境界分为四个等级:自然境界、功利境界、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,并认为这四种人生境界之中,自然境界、功利境界的人,是人现在就是的人;道德境界、天地境界的人,是人应该成为的人。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,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。自然境界最低,往上是功利境界,再往上是道德境界,最后是天地境界。


浙江的特级教师王崧舟先生,把一个人对待职业、对待自己的人生的态度也分为四重境界:


功利境界:教书就是饭碗,就是一种谋生的手段。他们好好教书,就是为了捧住饭碗。


道德境界:归结为一个词,就是“责任”,他们为了教育事业,为了孩子,兢兢业业,恪尽职守、教书育人,但是这样的人活得太累,他们不是为自己活着,而是为学生活着,为学生家长活着,为社会活着,为领导活着。


科学境界:这种境界就不再是为他人活着,而是为学问活着,他们纯粹是为学问上课,是为试验自己的思想,考量自己的做法,使他们在职业中重新发现自己、发现做学问的趣味。


生命境界:这种境界会使你意识到,所有的课都是在为我自己上。你会对自己的每一个当下,每一个时刻负起责任;你会深深地体认到,你的人生是怎么来的——人生就是由一节一节的课组成的,人生的意义就是由一节一节的课的意义组成的。这样的老师不是上课,而是在享受上课:彻底打开,全然进入,让自己的精神生命永远活在每一个当下,永远去体认每一个当下对自己的意义和价值。


于我心有戚戚焉。



有段时间,很着迷听自己的课,课前把一枚MP3别在上衣口袋或夹在书里,全程录下自己的语文课,回到办公室边听录音边作教学记录和反思,上下班的路上,再塞上耳机,边骑车子边听课,自得其乐,真有一种精神富翁的感觉。课上得成功,一天都神清气爽;课上得失败,就会非常郁闷,心事重重地一遍一遍地回放课堂的场景、反思自己的言行——我全神贯注地经营、捍卫着自己的课堂,课堂就是我的平台,就是我的跑道。


但是我很快苦恼地发现,我的课堂有时过于沉寂、甚至憋闷。我总是怀着对知识的敬畏,对自己教学设计的自得进入课堂,心里急于要做的事只是兜售和展示,急于想要的只是认同和肯定,却唯独没有学生——潜意识中,方案、学科是神圣不可改变的,每次要改变的都是学生。我不是领着学生走向知识,而是带着知识走向学生。所以教学之于我的其实不是享受,我也没有完全敞开地享受每一个当下,享受生命与生命相遇的美好,而是等待,焦急地等待,永远生活在下一刻,生活在一个不可预知的将来。


神清气爽的,是设计;心事重重的,还是设计。原来我最在乎的,竟然只是死的方案,而漠视的,正是鲜活的生命。


这样的教学,其实师生的生命都不在场。


路漫漫其修远兮。改变自己,其实就是提升自己人生的境界。



曾听同事讲过两个笑话,都是关于语文老师改作文的。有一个人对一位语老师说:给你两个选择,一个是改一个班的作文,另一个是你马上去死,你选哪一个?这位语老师沉思了一会儿说:我还是去死吧。还有一位语老师,临终前死不瞑目,怎么也不闭眼睛,家人不解其意,有位同事却很了解他,急忙跑到办公室拿了一摞作文,这位老师一看到作文,马上就驾鹤西去,吓得急忙闭上了眼睛。


办公室的同事们听了,都看着我们几个语老师哈哈大笑。当然这笑声里主要不是同情和庆幸,而是故事编造的夸张效果。可是转念一想,这笑话好像也不全是空穴来风,因为几乎所有语老师面对两座大山,都曾产生过愚公移山的感觉。


不仅如此。语文,有晨读,一年四季比别人早到校;语文,课时最多,课最难备,数学轻轻松松一条线,语文模模糊糊一大片;语文,出力不讨好,下了牛劲却不见成绩;语文试卷最难改,下手最早,人手最多,手工最晚;语文班主任不吃香,挑班谁挑语文?语老师不吃香,没有人请去做辅导……语文在边缘化,语老师在边缘化,找不到大科”“母语的感觉。做教师就够倒霉的了,可偏偏又教了语文。


巧合的是,听这笑话时,我正在改学生日记,正在得意于其中几篇鲜活的作品和精彩的片段,正在字斟句酌地写着批语。听到笑声,我停下笔,附和着笑几声,然后戴上耳机,继续沉入孩子们的作品,沉入孩子们的思想和生活中去。


我喜欢阅读孩子们的日记和作文,喜欢这些在文字中自由跳动的年轻的心,他们的喜悦,他们的烦恼,他们的愿望,他们的小秘密……常常使我徜徉其中,流连忘返。周一到周三,除了备课,我主要的时间就是沉在学生日记里——说是改,其实是对话,和他们展开心与心的平等的对话,我一般不会从写作的角度指点什么,而主要是从内容上去作理解性认同,以提高他们写作的内驱力。改作文或日记时,我还经常先新建一个Word文档,并随时沾沾自喜地记下精彩的文笔。望着一摞的日记和作文,我经常会把这里想象成专家门诊——他们慕名而来,挤在我的屋外,耐心地等我叫他们的名字,而我总是从容地开着药方或保健品:要学会用描写和叙事说话!”“与其怨天尤人,不如坦然接受。”“真是幸福的一家人!”“只要热爱生命,一切,都在预料中。”“用实力赢得中考!”“如果你太爱惜你的羽毛,那么你将失去整个翅膀。”“难得一见。你是轻易不动笔,动笔就有好文章。”……转念一想,又很为自己的想法惭愧,自己不是专家,学生的作品更不是病人,这是一颗颗年轻的心,有思想、有朝气、有活力的心,我们在这儿邂逅,交谈,对话中他们往往滔滔不绝,毫无顾忌,而我却只吝啬地说出几个字——这样一想,批改作文果真就成了一个庞大的聚会,打开作文果真就看到了他们的模样,听到他们在絮絮地诉说——


田贺:《爷爷,您教我下棋吧》


自己和姐姐下棋,本来占尽优势,可是由于爷爷出手相助,却糟惨败——


很快,我便干净利索地遭到了惨败。爷爷若无其事地坐了回去,姐姐昂起了头,笑眯眯地看着我,好像在说:“怎么,下不过我吧?”


一种蚂蚁伸腿绊倒大象的荒唐感,一种兔子赛跑输给了乌龟的气愤涌上了我的心头,我站了起来,掀翻了爷爷心爱的棋盘……


——真是两个绝妙的比喻!这让我想到张志超写自己小时候在父亲的肩头玩耍,竟把肩膀比作操场,真是又陌生又深刻。


张宁:《救救我吧》


苦于自己的作文每次都是三类文——


我甚至有时候还把老师比作阎罗王,朱贺、刘诗佳她们都被老师随手一笔,在生死薄上写下“长命百岁”,而我的名字后面却写着“永世不得超生”。


不知老师您什么时候能够感到审美疲劳,到了那时候我的作文您也许就能欣赏了。


——艺术是我,科学是我们。文学,是一种极其主观的东西。


段嘉轩:《我的心声》


老爸老妈每天晚上几乎轮流端杯水来“感化”我,顺便讲几句政治课,真让我觉得就算写到夜里一两点都值了。把喝了个底朝天的杯子递到老妈手里,拿起手中的“武器”,继续同那没完没了的作业战斗。


——流畅的语言,传达的是温馨、温暖和温情。


韦宜璐:《温暖左右》


    晚上9点的时候,所有作业都已竣工,长舒一口气,拿着书轻轻地关上门,准备慢慢地溜到卧室里。


     ——“竣工”一语,大词小用,奇绝突兀,意味深长。


我们可以手牵手,漫步在街头,听你的喋喋不休,你永远是我心中最美丽的,妈妈。


——如涓涓细流,情深意切。妈妈前的一枚逗号,真是价值千金。请记住,作品动人的,唯有细节和真情。


刘洁:《经历》


自负、执拗的我和爸爸闹别扭,跑出家门,骑虎难下,终于发现爸爸下楼焦急地寻找——


我哭了,眼泪再没能忍住,落得很凄惨,报复的快感丝毫没有尝到,反而多得是懊悔、自责、不安。我开始飞奔着去找他,去找到那个身影告诉他:经过这一次,我长大了,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。


——最动人的经历是心灵的经历,人往往在这些经历中突然长大。最后一句话,让我热泪盈眶。


范友朋:《老师们的标志》


“你胡扯!”这是物理老师的口头禅。抓着腰带往上提两提,不要说,这是我们的班主任兼语老师。


——自从体重猛增,肚子变大,就有了这个提腰带的动作。原来妻子经常提示我,时间久了,也见怪不怪了,想不到今天成了孩子们的话题。我欣然提笔,写了这样的批语:经典动作,仿冒必究。


孙绍振老师说:“每个具体词语的超越常规的运用都是特殊的人的精神的无声交流。精神交流的变换是无限的,而词语却是有限的。每个词语的成功运用,都意味着一次创造,一次对陈词滥调的胜利。”这些新鲜流动的词句给了我极大的享受和满足。


当然,学生作品给予我的,也全是愉悦和快乐,有时也有沉甸甸的反思和思考。比如这篇05年的一名优秀学生的日记,至今读来我仍是心潮难平:


睡觉


都是考试害得,天天睡不好觉。黑眼圈越来越重,一上课就没精神了。


今天下午第一节政治课,一上课,我就开始打呵欠。过不了3分钟,我就坚持不住,快要睡着了。但是,政治课经常要记录一些问题,所以我又不敢睡。我就这样硬撑了10分钟。


10分钟后,开始记录了。但我实在是太困了,竟然睁不开眼,拿不住笔了。我努力地想清醒一下,但我的眼皮太不争气了。慢慢地眼皮快要合上了。


这时,我灵机一动,扇了自己一耳光。我本以为能打醒自己,但我的脸皮竟然没觉着疼。我又连着打了几次,总算清醒了一些。


过了一会儿,我又开始困了。我又打了自己一个耳光,但这时班里突然变得特别安静。只听“啪”的一声,全班都听见了这清脆的声音。“干什么打自己的脸啊?!”老师看见了,诧异地问我。这时全班发现原来我在打自己的脸,全部轰然大笑。我也跟着笑,这一笑,反而不困了。


学生为什么要上学?要接受教育?是获得身心的健康发展、生命质量的提升,从而达到全人,还是不断地和自己的灵魂、生理、自尊搏斗,在过分的超出心理负荷的紧张、焦虑、痛苦、绝望、麻木中浸泡、变形、呆滞?


教育,之于人的,本应该是被充实、被陶冶、被提升、被启迪、被净化的充分的愉悦的快感。但是,我们的孩子们从教育中得到了什么?教育又给予了孩子们什么?



一次写话题作文肩膀,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分不清,比如有的同学这样写到:我扒在妈妈的肩膀上睡着了。讲评作文时,我说:有的同学睡觉的水平比较高,用手指紧紧扣住妈妈的肩膀就睡着了!看着他们似懂非懂的样子,我想怎么能表演一下呢?我环顾教室,发现了黑板突出的上沿,我把书往讲台上一扔,面朝黑板,两手着上沿,做了一个引体向上,教室里哄堂大笑……我拍拍手上的土,再想想自己这胖乎乎的身材,也笑得直不起腰来。后来讲到《背影》中的字,我佯装再做这个动作,刚一模仿,他们大概又想到了那个的动作,又笑了起来。


我的语文课,除了庄重和敬畏,更多的是我们师生前仰后合地笑在一起。这时我就不再讲课,也不制止,任凭这种欢乐的情绪蔓延。


上黑板默写,李白的萧萧班马鸣写成了。我知道这几乎是一个必然要出现的错误,我故作平静地说:我们的诗仙李白和他的朋友,两位柔弱的诗人,现在骑的是什么马?是有着黑白斑纹的那种马,而且是非洲……”学生会意地大笑。第二天又把拔剑四顾心茫然写成了,我说:这两天我们很多同学竟然和诗仙过不去,昨天让他骑着斑马,今天在为他践行的宴席上,又让他拔出了什么?我在字上画了一个圆圈,继续平静地描述,金樽清酒斗十千,玉盘珍羞直万钱。停杯投箸不能食,注意儒雅郁闷的诗仙————出了一支细长的、竹竿的、前面有箭头、后面有羽毛的……”



以前每次出差,为了尽量晚点儿让他们知道消息,我都是偷偷地走,包括班干部都不知道。今年去华师大参加杏坛名师培训,我决定改变一下。


同学们,上完今天的班会,晚上我就会去坐火车去上海——”班会的最后,我边说边注意着他们的情绪。哦!有的惊讶,当然有的是兴奋。过去老师出差,都是偷偷地走,但是现在我想这样很不好,因为很明显对同学们不信任。这次老师要出差两周,今天之所以要说这件事,最关键的是你们已经长大了,我没有理由不信任你们,我相信大家的自控能力,不管我在与不在,都一样。说是这样说,我还是有点不放心,最后,我说:给你们两个选择,一个是我回来后不断地听到老师们告状,我暴跳如雷,再一个是不断地听到表扬,我给你们每人一份纪念品。你们要哪一个?”“第二个!他们异口同声地喊道。


到了上海,两三天后就如坐针毡了。说实话,咱这班主任境界不行呀。正牵肠挂肚,短信来了:


老师,一切正常,就是有点想你!仲伟月。


是班干部。赶紧回吧:


辛苦你们了!回去一定好好感谢你们!


又过了几天,仲伟月的短信又来了:


老师,说啥感谢,我们都不好意思了。除了卫生有点下降,其他没有什么事。你就放心学习吧!就是不知道你给我们带什么纪念品。


是呀,我给他们买什么呢?每人一份,可是68份呀。一连几天,只要一到外面散步,我就考虑,说话得算话,不买肯定不行,价钱太高了花钱太多,低了也不一定能买到心里去呀。考虑来考虑去,就买棒棒糖吧,不但花钱不多,更重要的是他们喜欢,在嘴里含块棒棒糖或许是他们最惬意的事情。当然我也没忘个别照顾,在城隍庙花两块钱,给王岱立这个不安定的大胖子买了件手机挂链。


学习回来,刚一踏进教室,竟然掌声雷动,教室里拉起了彩带,布置得像过节一样,后面黑板上写着一行大字:欢迎老师回家!看着这些欢呼雀跃的孩子,我好久说不出话来。


“我给你们买的礼品是——”


“棒棒糖!”他们竟然都知道了!“你们怎么——”


“你?还能买什么?!”他们边把棒棒糖送到嘴里,边装作不屑地说。


……